“万事不能被别人戳脊梁骨”,是老一辈鲁西南人常挂在嘴边的话。所谓“戳脊梁骨”就是失去了颜面,被别人看不起。高价彩礼事关两个家庭的颜面,其实是做给旁人看的。为了不失面子,不惜掏空一方家庭的里子。这个道理,人人都明白,但似乎谁也走不出这个困局。
文丨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
校对 丨柳宝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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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4000字 阅读10分钟
我的家乡在鲁西南地区,山东、江苏、河南、安徽四省交界的地方。这里地势开阔,四通八达,但却被互联网贴上了“观念保守”的标签。“保守”的一个突出标志,就是高价彩礼。
在半个世纪以前,这片土地上并没有“高价彩礼”现象。我父亲在1978年结婚时,民间用的词是“聘礼”,所谓礼物不过是几尺布或一篮馒头。2007年,我大姐出嫁,当时彩礼是3300元钱。2017年,二姐出嫁,彩礼已经普遍到6.6万元了。今年,同族兄弟结婚,发现彩礼18.8万元已是“标配”。
如果一户人家全靠种几亩地过日子,一辈子都凑不够约20万元的彩礼钱。农人只能离开土地,去异乡打工漂泊,终年小心翼翼生活,不敢生病不敢买新衣服。攒几十年钱,甚至还要借债,才能存下给孩子结婚的钱。许多人认为,高价彩礼源于民间传统。他们内心里无比排斥高价彩礼现象,但却总被更为强大的传统观念,牢牢裹挟入困局中。
从一篮馒头到“现金彩礼”
我父亲出生于1953年,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,他在公社面粉厂工作。在那个物质匮乏、统购统销的年代,面粉厂是份不错的工作。当时年轻人结婚都是秉承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。父亲因为工作原因,给他来提亲的人并不少。但奶奶自有主意,决意让父亲迎娶一个远房亲戚同村里的姑娘。
两家老人都认可这门亲事,原因自然是各取所需:奶奶想要一个勤俭持家的儿媳妇;姥爷则觉得女儿嫁给一个面粉厂职工,能更有希望吃上白面馒头,不用再啃杂粮窝窝头了。按照当时习俗,年轻人亲事完全由双方父母定,也完全由父母选择结婚时间,年轻人无需私下见面。但在1978年春天,小河刚刚开化,父亲瞒着奶奶,偷偷和母亲见了一面,送给她一小布袋面粉,说是聘礼。
母亲说,把面粉做成馒头吧,这样结婚时还能给客人吃。父亲仍能清晰记得那个场景:母亲梳着两条麻花辫,穿着碎花棉袄,眼睛水灵灵的有神,手指也巧,将面团揉成一个个碗口大小的馒头。
成亲仪式是在“私下约会”的几天之后。父亲当场拿着一篮盖着红布的馒头递给姥爷。姥爷很高兴,他在将馒头分发给来参加婚礼的客人时,逢人就夸父亲手艺好,是个伶俐人。直到二人成婚后,姥爷在女婿家小住几日才发现,父亲完全不会做饭,甚至也不擅农活。实际上,直到今天,父亲都没有学会做饭。
在思想比较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,“自由恋爱”已成城市风潮。我大姐出生于1980年,受当时去南方打工的同乡人影响,她在1996年就辍学去广州打工。打工时认识了我现在的大姐夫。大姐夫的老家离我家只有三公里远。两个年龄相仿、口音相同的同乡人,在南国异乡,一见如故,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火花。
大姐和大姐夫完全是自由恋爱,二人见过双方父母后,就自主选择了领证和婚礼日期。老一辈人并没有表现出过多震惊。因为当时,村里已经有好几对因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了。他们都有一个共性,在外地大城市上过学或者工作过。此外,2000年后,电视机在鲁西南乡村地区开始大范围普及,宣传“自由恋爱”的电视剧或节目比较多,鲁西南人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城市里的现代婚姻观念。
但一种看似脱胎于传统的事物,开始在鲁西南乡村里出现,就是“现金彩礼”。2006年,大姐夫和大姐订婚的时候,大姐夫送来了3300元现金和几只鸡鸭作为彩礼。对此,人们觉得,男方娶亲,给女方些现金是理所当然的。而女方家庭一般也不会白收彩礼,会给新婚家庭添置一些家具、衣物等,作为陪嫁的嫁妆。
我堂哥是在2004年和堂嫂自由恋爱结的婚,当时双方没有约定任何和彩礼有关的东西,只请了一众亲戚宾客,在老家祖宅院子里举办了一个朴实而热闹的婚礼。堂哥是20世纪90年代毕业的重点大学大学生,当时农村里大学生还凤毛麟角。他是长辈们为晚辈们树立的楷模;“男孩还是要好好学习,有文化才有出息。这样结婚时人家连彩礼都不要。”
彩礼钱“狂飙”:5年从6万涨到20万
老家村里有200多口人,基本农田共有大几百亩地。几乎每户人家周边都栽有树林或竹林,树林里不乏上百年的老柏树,有猫头鹰天天立在枝头上叫。在老村生活时,村民结婚的场地,一般都会在祖宅院子里,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婚礼仪式。
在2010年后,老村整建制搬迁到城镇。村民都住进了规划整齐的楼房。人们离城市近了,挣钱的门路又多了些。更多的青壮年离开农田,去城市打工、做生意。人们也和城里人一样,婚礼选择在大酒店进行。
随着“90后”迈入婚姻殿堂,彩礼价格迎来“狂飙”。2017年二姐结婚时,彩礼是6.6万元。2020年同乡朋友小伟结婚时,彩礼已普遍在10万元以上。除了彩礼,男方还要买一车的礼物,被称为“十个十”。第一个“十”是指的十种礼,如鸡、鸭、羊腿、酒等;第二个“十”指的每种礼物都要十份,比如鸡要十只,鸭要十只,羊腿要十个、酒要十箱等。另外,男方还要再给女方备好“三金一钻”:金戒指、金手镯、金耳环和钻戒。
小伟老家有三亩地,全靠母亲一人操持,还要抚养妹妹并赡养公婆。父亲当包工头,一年有200多天时间四处奔走揽活。他们家一年能挣十来万元钱,这在鲁西南乡村地区已经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了。小伟的彩礼钱花了18.8万,“十个十”礼物花了2万元,“三金一钻”花了5万元,买车花了16万,在县城买房子花了40万元。他结完婚后,平时向来寡言的父亲和他喝了一夜酒,说了一宿话。他记得父亲说,家里积蓄都花光了,还借了亲戚家4万元。小伟发现,父亲的皱纹比以前深多了,穿了12年的皮大衣,衣服领子皱巴巴的,像一截老树皮。
“彩礼”不仅在农村司空见惯,在城里也很盛行。1996年出生的朋友顺子在县城工作。他在2023年结婚时,给女方的彩礼钱是现金18.8万元,以及金戒指、金手镯等,共计花了20万元左右。顺子说,在整个结婚环节中,彩礼钱还只是“开胃小菜”。一般情况下,男方要买好车子房子,才能有订婚资格。车、房、彩礼,共达百万元之巨。
媒婆陈姐,是个快言快语的中年女人,号称极擅成就男女姻缘。她说,其实鲁西南彩礼没有网上说的那么邪乎,大部分女方家庭收了彩礼后,也都用来支持新婚夫妇了。也有人家见钱眼开,用女儿婚姻挣钱,但这种现象极少。
关于彩礼存在的必要性,彩礼为啥那么高?陈姐能说出一连串理由,“这几十年,老百姓也确实挣到钱了。以前都种地,大家都穷得叮当响,哪有彩礼!现在谁家一年不能弄个十万八万的?还有啊,你看你们90后,多少男孩多少女孩,不就清楚了?咱们这个村里,90后男孩有10多个,女孩不到5个。因为女少男多,所以婚姻市场,就是女的选择男的,彩礼能衡量一个男人的经济实力。”
但陈姐也承认,现在彩礼要价太高了,高到普通家庭无力承受,“简直是买卖婚姻。”
政府发意见,践行文明婚俗
45岁的潘叔一提起给儿子凑明年的彩礼钱,他就眉头紧锁,不住地诉苦。为挣钱,他从2023年初做起中长途物流生意。他说,这一年时间,每天晚上十二点睡觉,天天凌晨三点就醒了。他不舍得花钱雇人帮忙,所有活儿都是他和妻子两个人干。还不到五十岁,他已经须发都白了。
如果仅凭种地,要攒够18.8万元的彩礼钱,恐怕一个农民家庭永远都攒不够。老家村里一般人家有五六亩地,一年种玉米、小麦两茬作物,总收入也就1万多元。刨去种子、化肥、机耕、灌溉等成本,只剩下四五千元。这些钱仅能供一家人温饱,倘若家里有老人生病、子女升学,家庭财政立即捉襟见肘。为了多挣些钱,人们只能离开土地,去打工、做生意。
“万事不能被别人戳脊梁骨”,是老一辈鲁西南人常挂在嘴边上的话。所谓“戳脊梁骨”,就是失去了颜面,被别人看不起。“彩礼钱就是这样,别人家的女儿都能收到红礼盒装的18.8万元钱,如果你家女儿收不到,左邻右舍就会说三道四。”媒婆陈姐说,高价彩礼事关两个家庭的颜面,其实是做给旁人看的。为了不失面子,不惜掏空一方家庭的里子。这个道理,人人都明白,但似乎谁也走不出这个困局。
随着近些年高价彩礼愈演愈烈,该现象也引起了官方重视。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,强化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功能,持续推进高额彩礼、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,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,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,降低农村人情负担。
2024年7月,有网友在人民网上留言说,菏泽多县区高价彩礼年年上升,居高不下,高价彩礼给需要结婚的年轻人造成了很大压力,特别是九零后、零零后的年轻人,结婚要买车、买房、高价彩礼等各种支出,父母一辈子的积蓄都不够,只有贷款解决。
菏泽市政府官方回复称,近年来,市委市政府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移风易俗工作的意见》。市民政局牵头开展全市“树新风 兴万家”移风易俗专项行动,党员干部带头践行文明婚俗。不断加大集体婚礼筹办组织力度,2023年举办次数参与人数均创新高。下一步,持续推进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工作,做好红白理事会全员培训和日常监督管理,发挥好基层在抵制高价彩礼上的自我管理作用。大力推广集体婚礼、免费颁证服务等新婚俗形式,开展文明婚俗宣传,选树正面典型,引导更多新人及家庭抵制高价彩礼,文明节俭办事。
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此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,中国“礼”的核心是相互尊敬,婚礼既然带了个礼字,并不是要人们铺张浪费、大显奢侈,而是让人们对结婚有敬重之心。“婚礼其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,而现在的高价彩礼,很明显把这一层给冲淡了。”
正月初三,村庄上空飘下农历乙巳年的第一场雪。潘叔家里,有三个20多岁的侄辈亲戚来看望他。大家围坐一起,喝茶聊天。他抬着满是皱纹的额头,看着年轻的面孔,认真地说道,“真希望你们这一代人,不要再有彩礼了。结婚还是朴实点好。俺们这些人那么穷讲究,砸锅卖铁凑彩礼钱,是图个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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